1979年贺子珍来到北京,提出想去毛主席纪念堂,最终结局如何?

1979年9月3日,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年妇女,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机场。在正式登机之前,这个老太太对着身后前来送行的上海市委的领导勉强挥了一下手,然后登上了党中央专门派来接她前往北京的专机。

老太太抵达北京后,立即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当毛主席曾经的秘书叶子龙得知她来到北京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往医院探望她。

这是因为,这位老妇人的名字叫做贺子珍,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

1979年贺子珍来到北京,提出想去毛主席纪念堂,最终结局如何?

贺子珍

贺子珍来到北京后,提出想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这本是人之常情,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叶子龙知道此事后,当场表示了反对,坚决不肯让贺子珍去纪念堂。

要知道,叶子龙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整整27年,他对毛主席无疑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阻止贺子珍去瞻仰丈夫的遗容呢?

关于这个故事,要从1927年10月的井冈山说起。

哪来的丘八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地带,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间,这里距离大城市较远,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较为薄弱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割据的局面。

1927年10月初,作为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的贺子珍带领着自卫队在砻市一带活动时,听几位莲花来的老乡提及,有一支从茶陵过来的部队,现在正驻扎在三湾村里面,人数差不多有1000人。

贺子珍对此十分警惕,问道:“是哪里来的丘八?”那几位老乡也不确定对方是什么来路,回道:“那支队伍里很多人都穿着国民党的衣服,还有一些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看不出来历。”

贺子珍回去将这一则消息告诉哥哥赫敏学、自卫队的总指挥袁文才等“头领”后,他们觉得应该派人去打探一下那支部队的来路。

不久后探子回来了,说:“听当地百姓讲,那支部队既不杀人,也不放火,更不抢东西,还帮着老百姓干活,村子里贴了很多标语,不过我们看不懂。”

为了搞清楚那支部队的来历,贺子珍决定亲自去撕几张完整的标语回来,让诸位“头领”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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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只用了一个上午,贺子珍就来到了三湾村,看到了原西乡农会主席李秋发。当贺子珍得知三湾村里驻扎的是毛润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他们正准备前往井冈山时,当即就急了,问李秋发道:“哪个毛润之,他是什么人?”

“就是那个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农民运动大王’毛润之!”

贺子珍对“农民运动大王”没什么印象,撕了几张标语就回去交差了。

不久后,毛主席托李秋发给袁文才送来了一封亲笔信,想和他“谈一谈”。袁文才对毛主席不放心,先派人试探了一番后,才和他约定在大苍见一面。

袁文才担心毛主席是来“吞并”他的,因此事先在大苍埋伏下了一队人马。结果毛主席胸怀坦荡,来的时候身边只有4个人,连枪都没带。

毛主席的大气给袁文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让人撤下了所有的埋伏,然后跟毛主席介绍身边的诸位“头领”。

当袁文才介绍到贺子珍时,毛主席也掩盖不住惊讶的表情,没想到面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竟然是井冈山的“头面人物”。袁文才对此早有预料,说道:“她是我们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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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

毛主席听后爽朗地笑了笑,然后握着贺子珍的手说道:“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就是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一年,毛主席34岁,贺子珍18岁。

从相识到相知

当时井冈山上还有一支部队,首领叫做王佐,他和袁文才关系莫逆。当王佐接到红军的整编通知时,即担心毛润之会趁机“吞”了他,同时还担心毛润之在井冈山“待不长”。为此,王佐专门前往宁冈茅坪,找到“老庚”袁文才,跟他商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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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

袁文才坚定地告诉王佐,毛润之的为人可以信任。不过对于红军能不能在井冈山上待下去,他也没有把握。

沉默良久后,袁文才对王佐说道:“要让毛润之留下来,只能想办法把他拴住。”王佐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怎么个拴法?”袁文才说道:“让他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我看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就和他挺般配的。”

王佐和袁文才商议了很久后,立即找上贺敏学,将此事和他一说,贺敏学当即表示支持,答应会做妹妹的思想工作。

贺子珍这段时间一直在读毛主席所著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他很是敬仰和崇拜, 因此当哥哥提及将她嫁给毛润之后,贺子珍有些心动,又有些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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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

然而,当半个月后袁文才跟毛主席提及此事时,毛主席却严肃地予以了拒绝,明确告诉袁文才: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亲事,而且有了三个孩子。

可惜造化弄人,自湖南“马日事变”爆发后,毛主席和湖南方面就逐渐失去了联系,远隔万水千山,他甚至不知道家人是否安全。不久后毛主席接到了湖南来人报信,说杨开慧被湖南反动派给抓去“砍头”了,这让毛主席不禁大受打击。

后来,贺子珍根据党的安排,带领工作组前往西乡夏幽区塘边村打土豪,借宿在一位叫做周香姬的老太太家里。

不久后,毛主席为了制定土地法,也带领一些战士前往塘边村调查研究,工作队同样将他安排住进了周香姬的家里。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毛主席和贺子珍从相识,走向了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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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在这段时期内,贺子珍对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很是感动,两人虽然经历不同、身世不同,但仍然被彼此所吸引。

1928年夏天,为了整理这一年来所做的社会调查,毛主席与贺子珍一同来到了位于茅坪东边7里左右的一座叫做象山庵的古代建筑内。两人一个整理,一个誊写,用时数日,终于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毛边纸厚的调查报告。

在象山庵的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和杨开慧一边谈革命、谈斗争,一边捡松菇采野蕨,然后一起烧菜做饭,对彼此的好感每日剧增。

毛主席深切的明白团结袁、王对我党我军开展边界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如今袁、王时不时的对他保媒,再予以拒绝未免不美,再加上如今他和贺子珍之间已有了感情,因此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

192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贺子珍正式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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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贺子珍

这一年,毛主席35岁,贺子珍19岁。

分别

井冈山上的生活无疑是十分艰苦的,但这却是毛主席和贺子珍人生中最浪漫的一段时光。用贺子珍自己的话说,虽然物质方面很贫乏, 但他们的精神却十分的富有。每天晚上,工作了一天的毛主席感到疲惫后,就会停下来给贺子珍讲故事,讲他写的诗文,不知不觉,新的一天就到来了。

从1928年至1937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持续了10年。在这一段可以说是毛主席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贺子珍一直都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经历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一起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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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贺子珍

不过,人生不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无情的现实。在这10年的婚姻中,贺子珍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承受了太多的伤痛。她接连生下来10个孩子,但最终身边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李敏。她的弟弟贺敏仁在长征路上因违反军纪被处决了。她自己身上也残存着很多敌人炸弹的残留碎片,时不时的隐隐作痛。

红军进入陕北后,延安成为了革命的圣地,毛主席也逐渐走向了权力的顶峰,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然而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有发言权”了的时候,贺子珍竟然选择了离开他。

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毛主席和贺子珍这对共同经历了十年风雨的患难夫妻,进入延安后,总算可以迎来安定美满的生活了。然而,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这对夫妻最终走向了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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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贺子珍

毛主席虽然性格很温和,但偶尔也会有很大的火气。而贺子珍性子比较刚烈、急躁,早在苏区时,两人就曾吵过架,毛主席事后还幽默的说道:“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进入陕北后,毛主席的工作越发繁忙,很少有时间能陪伴贺子珍,这让贺子珍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1937年,贺子珍和毛主席吵了一架后,主动提出要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病、学习、休息。

当贺子珍抵达西安后,面对毛主席专门派来接她回去的勤务兵,贺子珍狠下心来,在一块白手帕上写下了“从此诀别”四个大字,让勤务兵带了回去。

虽然贺子珍说“从此诀别”,但毛主席仍然没有放弃让她回头的希望,不停地派人去西安,或者发电报要她回去,结果贺子珍并没有选择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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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八一三”事变后,贺子珍眼见去不成上海了,毅然转道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前往苏联治病。在贺子珍从迪化登机之前,毛主席的挽留电报打了过来,然而这并没有让贺子珍心软,她还是毅然决然的登上了远去的飞机。

这一年,毛主席44岁,贺子珍28岁。

重逢

在去苏联时,贺子珍已经怀有了身孕,抵达莫斯科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不过贺子珍没有给他取中文名,而是取了个俄文名字:“廖瓦”。

很不幸的是,年幼的廖瓦并不能适应莫斯科寒冷的天气,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因病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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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姐妹

在莫斯科的生活并不如贺子珍想象得那般美好,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1941年,毛主席专门托人将4岁的李敏送往了苏联陪伴母亲,这也成为了贺子珍在苏联唯一的安慰。

女儿到来所带来的快乐还没持续多长时间,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因为物资短缺,李敏生了一场重病,贺子珍和国际儿童院之间因此出现了一场冲突,结果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关了整整6年。直到1947年才在王稼祥、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返回中国。

贺子珍回国后,先是被安置在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送到了上海,住到了哥哥贺敏学家里。

在这期间,贺子珍曾想过回毛主席身边,还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错过终究是错过了,毛主席给她回信表示:“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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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和女儿李敏

住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思念每日剧增,当1954年她从收音机中听到毛主席宣读的“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时,整个人直接呆住了,还生了一场重病。

当毛主席从女儿李敏处得知贺子珍生了重病被送去医院的消息后,第一次在女儿面前流下了眼泪。他让李敏赶紧去上海照顾母亲,在李敏出发前,毛主席还让她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里面叮嘱贺子珍少抽烟,多听医生的话。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想到贺子珍如今正在南昌休养,于是就托杨尚奎夫人水静,将贺子珍在7月9日的晚上送到了庐山180号“美庐”,这对十年患难夫妻,在分别22年后,终于再次见了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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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

贺子珍并不知道水静是带自己见毛主席,因此,当她进入“美庐”看到毛主席后,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劝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之后,毛主席让贺子珍坐在沙发上,聊了聊这些年的生活。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后,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问道:“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听毛主席这么问,原本忍住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哽咽着回答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主席和贺子珍的这次会面总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贺子珍因为过于激动,精神上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当贺子珍离开后,毛主席对水静说道:“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之后,毛主席叮嘱她,别忘了将贺子珍拿走的自己的安眠药拿回来,那药很强,对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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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静

水静知道毛主席仍然十分关心贺子珍,因此当即表示一定不会忘记此事。

回去后,水静想方设法地从贺子珍那里将安眠药“骗”了回来,此时的贺子珍仍然十分的激动,跟水静说了一晚上的她和毛主席当年的生活经历。

后来,曾志曾问过毛主席和贺子珍重逢的感觉如何,毛主席叹了口气说道:“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有一些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了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

这一次会面,也成为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一年,毛主席66岁,贺子珍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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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瞻仰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逝。当贺子珍得知这一消息后,叉着腰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说:“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此后贺子珍一直想去北京,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直到1979年9月,贺子珍才得以从上海前往北京。

贺子珍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内。住院后的第一时间,她就提出了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要求。贺子珍的这个要求,让她身边的医护人员和亲属都感到有些为难,劝她再等几天,贺子珍想了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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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

在这期间,很多的领导干部来到了医院探望贺子珍,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原秘书叶子龙。贺子珍和叶子龙也算颇有渊源,当还是中央军委译电员的叶子龙在1936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贺子珍就在旁边,还专门给他倒了一杯茶。

在和贺子珍聊天中,叶子龙得知了她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的想法后,立即将李敏拉到了一边,问道:“为什么要让你母亲去毛主席纪念堂,万一你母亲悲伤过度,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

这倒不是叶子龙杞人忧天,他知道,贺子珍的脑部神经曾经受过刺激,如果让她见到毛主席的遗容,情绪波动太大,对贺子珍的身体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才坚决不让贺子珍去毛主席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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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和李敏

李敏也知道让母亲去看父亲的遗体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问题是这是母亲这些年最大的心愿,尤其是两年前贺子珍突然中风再也站不起来了后,见毛主席最后一面几乎成了她的执念,谁也劝阻不了。

因为顾及此事的影响,中央虽然同意了让贺子珍去毛主席纪念堂,但对她的这次行程进行了保密。在一份记载访问毛主席纪念堂的国内外重要人物的重要文献中,关于1979年9月的记录只有一条:“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因此,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1天,即1979年9月8日,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妇人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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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在毛主席纪念堂

在纪念堂北大厅毛主席坐像前,贺子珍的女儿、女婿代她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上面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之后,贺子珍被推到了瞻仰厅内。在来之前,贺子珍的亲人们曾要她坚定决心,绝对不能哭。然而,当隔着水晶棺看到毛主席的遗容时,贺子珍的眼泪还是不自觉地涌了出来,她用还能活动的右手举起白手帕,用牙紧紧咬住,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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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纪念堂后,贺子珍在被扶进车里前,突然回过头来望着一个方向,嘴唇颤抖了起来。李敏顺着母亲的目光望去,脸上也流下了泪水,她们母女的目光,都落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上。

这一年,贺子珍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