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西汉初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三老,作为掌管王朝基层教化的带头人。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封建时代的中国摆脱了秦以前士族把控时局和潮流的限制,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士绅阶层的崛起,从而夯实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传承的基石。

到了明清以后,乡村社会更是成了帝国统治最基础的单元和保障,而原三老的角色一再被抬高,并慢慢演变成“乡老”、“族老”和“庙老”等负责不同内容的1~3个人物。可以说,乡村的小范围自治,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治安,都是依赖于三老的协同管理和示范作用,毕竟构成乡村的基本元素,无外乎行政、宗族和庵庙等三方面。因此,在三老的管理下,有所成就的百姓便会在这三个领域体现其报效桑梓的爱乡之情,这些人便是当时的乡绅阶层,也是未来的三老人选

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陈文确语,@温福来

陈文确先生曾经说过,“爱国始于爱乡,强国必先强民”,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明清时期闽南人出外奋斗的精神信仰,也是他们长期接受三老精神熏陶的思想指南。故而,功名成就的闽南人,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支持家乡的建设,助力同乡百姓的共同富裕,之后才是兼济天下的国家情怀。从履历上看,清末是闽南人大力支持家乡的高潮期,到了民初,他们则转而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以及后来的支持抗战。故而,在他们还未显山露水之时,他们必然会在三老的号召下,在家乡的庵庙、宗祠、福利设施等方面大展身手,以体现了爱乡情怀下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善举。

本文通过对海沧区内现存的各类捐缘碑记的研读,按社为单位,以道光-光绪年间为时间段,摘取其中覆盖范围广、捐缘金额较高的人物,可能他们不是当时的首富,但绝对是好善乐施的富者,毕竟能为今日所知者,定然是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物。(首富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富而仁爱,这与富而不仁的商人不太一样,我只好用三老教育来解释了。)

一、海沧各社“首富”捐缘记录

○上瑶社,杨文远

杨文远,道光五年《龙池寺檀越杨公祀田记》,“裔孙肇昌、文远、文谟、监生尚德追念先型,置祀田以为俎豆之需”;道光六年《祠堂禁戒族人规条碑》,“裔孙文远、肇昌公立”;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瑞青宫碑》,“贡生杨文远四十员”。

○温厝社,温向/温文三

温向(观),道光十三年《重修慈济北宫碑》,“温向(观)捐银二十四员”;道光十八年《重修慈济北宫碑》,“龙塘社温向(观)捐银二百大员(缘首)”

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道光重修北宫碑记

温文三,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温文三,各捐英银十二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温文三一百员(缘首)”;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温文三捐英三百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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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龙王庙碑记,@陈嘉伟

○许厝社,马荣周

马荣周,道光十五年《重修崇真宫碑》,“马荣周捐银三百一十二大员(缘首)”;咸丰三年《重修崇真宫碑》,“马荣周捐银四百大员(缘首)”

○院前社,颜应麟

颜应麟,咸丰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颜应麟,捐银四十八员”;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颜应麟捐英银三百六十员(缘首)”;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院前颜应麟捐英三十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颜应麟捐三十六员”;光绪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白礁)》,“颜应麟捐银六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例贡生颜应麟捐英三百二十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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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重修慈济祖宫碑记

○山仰社,陈金殿

陈金殿,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陈金殿捐英银二百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陈金殿捐三十大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金殿捐二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明远山仰号捐英二百大员”。

陈志抛,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志抛捐十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山仰陈志抛捐英十六大员”;光绪二十七年《奖劝碑》,“本族长太封同知衔志抛翁者才超庸众性禀慈祥…”;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清津宫碑》,“陈志抛捐银二百大员(缘首)”;光绪二十七年《鱼利还公记碑》,“组长志抛暨诸房长仝立”。

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重修清津宫碑,@陈嘉伟

○霞阳社,杨天受

杨天受,同治十年《重修辉明仙祖宫碑》,“天受官捐银四十盾”;杨天受,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仰岗杨天受捐银百六盾”;光绪二十八年《重修石室院碑记》,“仰光杨天受捐银八百大元(缘首)”

○山尾社,李琢斋

李琢斋,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山尾李琢斋捐英四大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李琢斋捐英银九十员”。

○金沙社,周玉成

周玉成,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金沙周玉成捐英六十员”;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周玉成捐英银四十八员”。

○芦塘社,陈再安

陈再安,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记》,“陈再安捐英银六员”;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陈再安四十员”。

百年前的海沧“首富”们,是这样青“石”留名的

重修瑞青宫碑记

○惠佐社,邱正忠/邱正朝

邱正忠,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邱正忠捐英银六十大员”;光绪三年《重修大觉堂捐题芳名碑》,“邱笃信捐英四百员(缘首)”;光绪十二年《重修福安宫碑》,“邱正忠捐银二百二十员(缘首)”;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职员邱笃信捐缘银四百大员。

邱正朝,光绪三年《重修大觉堂捐题芳名碑》,“邱正朝捐英四十员…收兑邱泰山、邱正朝计柯家团地三坵原本并贴得利来英银二百四十员,收邱泰山、邱正朝仝捐贴不敷来英银七十九元九角八占有三”;光绪六年《大觉堂献园盖斈堂碑》,“邱正朝观备出英银一百四十大员奉谢保生大帝收去生放利息银,生息银逐年进香开费应用”;光绪十二年《重修福安宫碑》,“邱正朝捐银三十员”;光绪十八、十九年《大觉堂新加坡与槟城侨亲捐缘碑》,“邱正朝捐银三百元”。

注:邱正忠,又名邱笃信,邱菽园之父,与邱正朝为兄弟,新加坡华商。

○宁店社,李妈赛

李妈赛,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李妈赛捐英银五十大员”;光绪十年《重修龙山宫碑记》,“总理把东大妈腰李妈赛拜撰并书,李妈赛捐金二千五百大员”;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宁店李妈赛捐银五百大员”。

○石塘社,谢德和

谢允协,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谢允协捐二十四员”;同治十二年《宗德堂谢家庙碑(槟城)》,“允协捐银二百四十大员”;光绪七年《重修世德堂》,“允协捐英银三百大元”;光绪八年《重建水美宫碑记(槟城)》,“董事胡渊衡、谢允协、卢小学、邱心美、杨章树仝勒石”。

谢德和,光绪七年《重修世德堂》,“德和捐英银一千五百员(缘首)”。

○钟山社,蔡得喜

蔡得喜,光绪八年《重修蔡氏家庙碑》,“光绪八年孟冬重修裔孙德喜、璞南、作谋、静村仝立”;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钟山蔡得喜捐英十五大元”。

○东屿社,李妈吕

李妈吕,光绪十二年《重修世德堂碑》,“妈吕捐银六百元(缘首)”;光绪十九年《重修中元宫碑》,“李妈吕捐缘一千员(缘首)”;光绪三十一年《积庆堂碑》,“妈吕捐龙银三千一百元(缘首)”。

○林东社,林宁绰

林宁绰,光绪十三年《重修威惠庙碑》,“林宁绰捐银二百员(缘首)”;光绪十九年《重修九龙堂(槟城)》,“家宁绰捐二百四十元”。

○莲花社,陈莲枝

陈莲枝,光绪十三年《重修集福堂捐缘碑》,“莲花社陈莲枝捐英四百大员(缘首)”;光绪二十八年《重修仙护宫碑》,“陈莲枝捐银六十大元”。

○柯井社,张允贡

张允贡,光绪十六年《重修诒德堂捐题条约碑》,“允贡捐龙银二百员(缘首)”。

○青礁社,颜永成

颜永成,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职员颜永成捐缘银一千二百大员(个人缘首)”。

○祥露社,庄清建

庄清建,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福海堂碑》,“祥露庄清建捐银一百二四员(缘首)”;光绪二十九年《重修广惠宫碑》,“庄清建捐银四百员”;光绪三十三年《建造五福堂石碑》,“十四世孙庄清建立”。

○后井社,周福墨

周福墨,光绪二十六年《重修正顺庙碑》,“周福墨捐银三百五十员”

二、“首富”捐缘背后

清末各时期的海沧建设,除了一栋又一栋的红砖大厝拔地而起外,最热闹的场面当属精美绝伦的庵庙、宗祠换新颜了。从斑驳的各类重建、重修碑记中,我们所看到的捐缘记录,便是那个时代的“好额人”。有的屡屡榜上有名,有的如过眼云烟一闪而过,但不管怎样,就是这么寥寥几句,却让百余年前的那些人,青“石”留名了

海沧的捐缘者们,尽管在不同的碑记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其所展现的规律却是那个时代闽南的一个缩影。姑且不论康熙朝复界以后的特例,单单碑记所反映的捐缘情况,我们便可将清朝以嘉庆为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嘉庆及以前,海沧的碑记捐缘者基本以秀才及以上的饱学乡绅为主;嘉庆以后则转为南洋华人,可见清朝由盛转衰对于海沧人文的影响之大。这其中既有列强入侵的外部影响,也有国内经济不景气、人口竞争加剧的内因,总之海沧人下南洋的高潮当以嘉庆年为界,以上为月港时代的自然延续,以下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为之

各社捐缘“首富”的选取,不以其单笔捐款的多寡论英雄,而以捐缘的广度和数量综合考量。整体上,海沧“首富”们都有相对一致的爱乡情节,但不同的社或小区域也有不同的个人表现:

如颜应麟、陈金殿、温文三、邱正忠等人的捐缘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各自所在的社,更是遍布整个海沧地界,其视野和胸怀之大也促进了其事业的持续壮大;

李妈吕、张允贡、庄清建等人则专注于所在社的发展,这类人其实数量是最多的,只是各社碑记留存不多,以至于难以按图索骥,他们往往还留有宅邸存世,是各社历史文化重要的一环,只是我们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他们更多的事迹;

另有一类人,如马荣周、林宁绰,其发展重心多在海外,当家乡人赴外劝缘时,他们都会积极响应,但稍显被动,以至于在今日的原乡,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的印迹,然而在海外却可能是如雷贯耳的大人物。

以上三类所反映的便是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不同选择在原乡捐缘碑刻上的反映。

总之,历史上每一个曾经风光的“首富”们,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少喜怒哀乐,在岁月的浸渍下,都已归于无痕。独富乐不如众富乐,在适当的时候,把收获变成对人们有纪念的善举,或许能够在百年之后被如笔者这般键盘侠们重新检视,做个靑“石”留名,也不失为一种欣慰。